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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阑夕
阿里巴巴“十八罗汉”之一的彭蕾让出蚂蚁金服董事长的位置，由CEO井贤栋接任，这又是一个CFO上位的例子。
时间拨回2007年，马云在担任《赢在中国》的评委时金句频出，其中一条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CFO当CEO。”
同一年，可口可乐的井贤栋和盛大游戏的张勇，齐齐跳槽到阿里，他们都是财务出身，后来分别升任支付体系和电商体系的CFO。
还是在2007年，阿里把B2B业务拆分搬至香港联交所上市，尽管一时也是风光无两，但是相比核心业务已经崛起的腾讯和百度，火候还是稍差。
彼时的阿里，尚未完全脱离创业公司的体量，需要侧重冲锋的统帅，所以马云才怀疑授予CFO过多权力的问题:“财务官的职业是检查，是控制，所以财务官当CEO会缺乏远见。”
所谓时代的局限性，说的就是任何重建都要推翻既有的认知，一旦过了打江山的历史、到了坐江山的阶段，马云也就不惜自行打脸，也要把这些善于守业、对数字极其敏感的高管扶上船长的位置。
彭蕾也成为继陆兆禧之后，又一个接近退休的元老，在2013年马云让出阿里集团CEO的职位时，她曾被视作是最有力的接班人竞争者之一。
当然，后来的人选是被马云评为“学习能力最强”的陆兆禧，彭蕾在支付宝发了一封内部信宣布效忠:“无论谁接任集团CEO，我的任务都只有一个，帮助这个决定成为最正确的决定。”
事实证明，她没能做到。
陆兆禧的失败，当然和彭蕾没有关系，就是马云自己，也看人看走眼，能够驾驭传统销售业务的才能，未必可以同步见效在科技公司的领导岗位，所以陆兆禧这个有着“救火队长”名号的老将，最后自己成为了危及阿里大厦的一团火，两年不到时间就被灭了。
彭蕾交班的事情，也被阿里极其慎重的对待，看上去很奇怪，一家商业公司，怎么权力交接搞得跟王朝更替那样，仿佛不流血的和平过渡乃是幸事。
这还是要说回阿里倍受非议的合伙人制度，这近四十个人在阿里内部充当着董事会和股东之间的隔离带，他们以“集体领导制”掌控着最高的管理权力，其中就包括人事任免。
显然，这种设计有违西方“自古以来”股东第一的经典规则，资产的持有人反而没有资产的管理权，这无论如何都需要承受剧烈风险。
如果说公司的创始团队出于避免资本短视的问题而希望保持控制地位，其实有很多成熟的机制可以使用，比如实施AB股架构（京东），比如说服股东让渡投票权（腾讯），但是阿里用了最极端、也是最主观的一种发明，把权力锁死在马云的“朋友圈”里。
当然，站在阿里的角度，这也可以被描述为“让听得到炮火的人来做决策”。
如果说阿里价值观里的“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还能说是一种缺乏法理效力的口号，那么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合伙人制度，则是直接与资本逻辑构成了博弈关系。
捍卫股东的利益，当然有其天然政治正确的一面，它就像是民主制度，属于“最不坏”的组织形态，按照产权比例划分权力授予的规则，也达到了数学层面的公平。
所以像是阿里这样非典型公司的权力交接，才会总是倍受瞩目，投资者能否认同那些并不由自己直接选出的接棒人代表自己的利益，势必影响到阿里作为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
不过其实包括苹果在内的科技巨头，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由于股权极其分散，股东阵营很难在苹果不足十人的董事会里获得比例式的席位，大多数的担任董事的都是独立身份，比如前美国副总统艾伯特·戈尔、迪士尼的CEO罗伯特·艾格、前波音公司CFO詹姆斯·贝尔等人。
直到以强势闻名的乔布斯去世之后，苹果的主要几个股东才联名施压，拿到了一个由股东代表提名的董事会席位，今年早些时候，57岁的CEO蒂姆·库克在股东大会上表态，称“适当的交接指挥棒是我最重要的责任之一”，这意味着苹果也在慎重的设计和处理“接班人”计划。
事实上，硅谷的横空出世，让现代企业突然增加了某种意义上的代际分界，新兴企业以极短的时间周期——相比传统商业而言——坐大势力，绝大多数的企业年龄都还年轻到没有经历到继承的环节，创始人大多正值当打之年，亦没有必要考虑引入职业经理人代为管理。
在中国，现代企业的形成时机较晚，伴随改革开放建立起来的产权观念不及西方那般平稳，带有农耕精神的家族企业性质往往属于硬币的另一面，隐隐包含着对抗的味道。
吴晓波曾在调研时发现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里已有67%的人过了知天命之年，他们大多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但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企业的有限责任制决定了它的治理体系和人事机制将以能力匹配而非血缘匹配为标准寻找最合适的领路人。
波澜壮阔浪淘尽，于细微处见真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