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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阶级面临坍塌危机，“橄榄型社会”有向“M型社会”演变的趋势
上世纪以来，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一度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然而这种趋势近些年来却发生了逆转。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极化趋势的不断加剧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增强，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萎缩。
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阶级面临坍塌危机，“橄榄型社会”有向“M型社会”演变的趋势，后者指的是在全球化趋势下，强者恒强，随着资源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在中间这块，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就像“M”的字型一样，整个世界分成了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忽然坍塌。经济增长的收益流向了富人阶层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阶层，西方国家都出现了“集体向下沉沦”。
以美国为例。战后，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美国社会结构演变主要体现在蓝领工人数量锐减，白领阶层不断扩大。然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是收入增长放缓，到90年代后期出现停滞甚至实际收入水平的下降。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自1979年到2007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数增长了13%，也就是说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了。但扣除通胀因素，实际可支配收入反而下降了。
二是中产阶级内部出现明显分化。纽约州立大学的研究表明，自1979年以来，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加剧，1%人口占有了80%的新增收入。另一最新研究显示，从1999年至2004年间，90%的美国家庭通胀调整后的收入只增长了2%。而10%的最富有的家庭收入却增长了将57%。
不断上升的经济压力，使得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靠负债维持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生活水平，而80年代以来华尔街不断翻新的金融产品，也刺激美国中产阶级选择了高负债、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从1983年到2004年，美国中产阶级的负债/收入比率从上升到。可以说，过去二、三十年来美国经济的景气，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产阶级靠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基础之上。
此次经济危机给中产阶级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累计失业人数超过800万人，多达200万美国家庭由于无力支付房贷而失去住房。此外，中产阶级面临的困境除了来自经济衰退因素以外，还与联邦和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公共服务投入减少有关。人们普遍担心，失去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力，美国经济复苏将遥遥无期。
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级把希望寄托在中产阶级出身的奥巴马总统。而奥巴马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也着手“拯救中产阶级行动”。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组建了由副总统拜登领导的专门机构“中产阶级劳工家庭特别小组”，研究为美国中产阶级特别是下中阶层提供支持。2010年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再次提出将他的经济政策重点转向创造就业、改善社会福利，以帮助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级。但种种迹象表明，政策效果并不明显。
美国的情况同样在欧洲上演。近些年来，德国中产阶级规模出现萎缩，2006年以收入水平衡量的德国中产阶级群体所占比重，已由2000年的62%下降至54%。而法国中产阶层在过去三四十年内，收入上涨速度落后于住房、水电、燃油等物价上涨速度，导致目前中产阶层每月身负的“强制性开支”比重提高，进而使得他们可自由支配资金比重下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这些“强制性开支”包括每月偿还贷款、各种税收、保险、房租、水电、煤气等无法缩减的开支。调查结果显示，1979年“强制性开支”平均占法国下层中产阶层月支出的21%，但2009年时这一比例上升至38%。对上层中产阶层而言，“强制性开支”比例也在这段时间内从20%上升到32%。
金融危机以来，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持续缩水的家庭资产、一路攀升的负债表，使西方国家的消费总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资产的去杠杆化严重影响到欧美等国的负债型消费模式。中产阶层群体的频频告急，让各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阶层的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后继乏力，受到经济长期低迷的威胁。
曾经是“四小龙”之一的我国台湾地区，也面临着中产阶级的日益萎缩。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到90年代，中产阶级已上升为台湾社会的主体，在整个台湾社会结构中占到%，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对个人现况的认识、对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充满信心。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台湾社会基本实现了“均富”，呈现出“中间高，两边低”的倒“U”型社会经济结构。然而，2000年之后，伴随资源的重新分配，中产阶级逐渐失去竞争力，一部分甚至开始向下沉沦为中下层阶级，而富有者在全球化大趋势下，却能运用原有优势更加迅速地积累财富。于是在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中，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越来越多，中间的中产阶级却越来越少，中间层的缺口不断扩大，台湾社会结构面临着从倒 “U”型向“M”型加速转变的危机。
2001年开始，台湾所得分配不平均日益加剧。家庭收入五等分差距倍数从20世纪90年代的5倍多骤然拉大到2001年的倍，为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虽有所回落，但2006年仍然高达倍。在此过程中，基尼系数（国际上用于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分析指标）同样居高不下，从2000年的上升到2006年的，2001年更一度升至，贫富不均程度已经十分接近国际标准中的严重恶化水准。
由于经济持续低迷，2000年以来台湾整体薪酬水平停滞不前，成长乏力。从总体薪资来看，到金融危机前的七年间，台湾经常性名义平均薪资总共只增加了2169元新台币，年均增长仅%。
“M”型社会来临，社会整体沉沦，经济的不景气又加剧了这一衰退趋势。政党轮替之后的七年中，台湾经济即由稳定的中速增长迅速陷入低速甚至负增长的衰退低谷，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大幅下挫到%，经济发展荣景不再。连续几年的经济低迷，台湾竞争力亦如明日黄花。
没有了中产阶级，全球经济之路会走向何方？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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