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公司近日宣布已委托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对苹果众多的代工工厂（特别是最近名声狼藉的富士康）进行特别调查，其中包括位于中国深圳和成都的富士康工厂，调查内容涉及工作和生活环境如卫生安全、劳动补偿、工时以及与管理层的沟通等。其实苹果公司因供应链系统侵犯劳工基本权益和血汗剥削问题等，受全球民间组织诟病已久。经过全球主流媒体报道后，现在苹果愿意接受独立第三方的调查，可以说是乔布斯时代之后，苹果公司做出的最大的一个进步。
如果任职于苹果总部的“苹果人”可以长期对产品供应链的工人所遭遇的非人境遇无动于衷，或者没有任何最起码的人道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意识的话，那么苹果公司和其商品走向“盛极而衰”就是无法避免的。作为直接面向全球消费者的企业巨头，其产品设计创新走在全球领导地位反映的是“苹果人”的一种智力，但一家企业的兴衰背后，无限扩大的利润不是全部。苹果公司是否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更反映的是“苹果人”中的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他们的伦理立场和道德状况。如果从此之后，苹果公司每年都请独立的第三方劳工组织调查其代工厂中的劳动者安全、工人生存状况等，并和代工公司比如富士康一起拨出一定利润，联合就调查所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企业管理改革和劳工保护改良，“苹果”也许就有机会在成为创新领导者之后，成长为全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领导者。
苹果的改变，和独立民间组织、媒体和消费者参与发起的社会保护行动是分不开的。但最遗憾的是，那些苹果公司的股东和投资者们，至今没有表现出任何公开的行动。这反映的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投资市场上，一个巨大的投资群体或者资本所有者群体，其所秉承的价值观除了利润和钱之外，可能已经没有什么其他内容了。在历史上所有的帝国兴衰、体制兴衰、市场兴衰甚至文明兴衰，往往都是在一些基本的人道伦理步步溃烂后，逐渐将整个系统摧毁，然后轰然倒下。每个时代或者每一代人中，也都有人那些致力于社会公正和人道保护的努力，来维护一个社会体制或者政治经济系统。但对于社会观察，很多时候的困难都在于具体在某一个时间点和某一个事件，很难掌握两种力量的对比到了什么程度。卡尔·波兰尼用两种互相抵制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来解释市场和社会之间彼此牵制的处境。而长时间看，社会发展除了物质生产技术提高带来改变之外，在人类社会制度和文明层面的发展，可能只是往往返返的摇摆状态，或者叫做“晦极而明”、“盛极而衰”的反复，过去的那些矛盾和对立，在今天继续重复。
当然上述的理解也许是相对悲观的。探寻过去几十年来具体的全球经济和社会制度演变，也许可以带来相对积极乐观的解读。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形成了普遍的劳资妥协，国家制度中出现了社会主义和更为普遍的福利资本主义，整体上都是以相对公平的财富再分配来化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矛盾，而区别是福利资本主义不干涉生产层面的市场（精英）自由，但是同样要对生产之后的结果由国家进行再分配，来使那些被遗留在穷困状态的多数人可以分享结果，防止社会分裂后的矛盾激化和失序。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前提，就是阶级妥协和民主治理的进展，与它的社会支柱和受雇佣阶层及劳工阶层的高度组织程度有关。虽然有研究认为，二战后的高度劳工组织和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政府或者原来的掌权阶层对普通劳动者（军人）的依赖有关，但整体上，历史反映的是对于普通劳动者而言，组织和团结的能力是他们在国家政治和经济分配中，能否获得更多的分配利益和话语权的基础条件，也是资本享有者是否愿意妥协、向多数人分配利益和拥有“共享”价值观的社会条件。
此外，在美国1970年代末最高法院裁定，大公司向政治竞选的竞选献金合法，基本上就让所谓的民主选举制度所要求的大众基础不再成立，因为扭转国家政治走向或者任何政治纲领，都可以跨过大众了。而越是人口规模大的政治选举，大公司的政治献金越有话语权，因为每一个竞选，都是要拼花钱才能至少让一个候选人去接触足够多的投票人，或者购买传播工具。而随着全球制造业向低福利国家转移，有能力在政治上约束资本的劳动者联盟也在美国等地得到瓦解。但是那些接受资本转移的新工业国家，劳工阶层和受雇佣阶层是没有组织权、没有组织力量的。那么在全球，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经济环境，全球资本集团中的各大公司和资本享有者或者投资者，再不需要向阶级和大众社会妥协。资本价值观的倒退和转向，也从这里开始。劳工阶层和社会重新组织、团结起来的时候，很可能也就是资本价值观再次转向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