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消息,2021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拟再次提交《关于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提案》。
前科对于已改过自新的前科人员来说是一种耻辱的标签,一种刑罚过剩。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前科报告制度体现出越来越大的弊端。
朱征夫认为,该制度强化了犯罪的非刑罚制裁力度,与累犯制度共同体现了再犯预防的价值追求,从预防犯罪方面角度来看具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前科对于已改过自新的前科人员来说是一种耻辱的标签,一种刑罚过剩。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前科报告制度体现出越来越大的弊端。
对于该制度的弊端,朱征夫表示,前科报告制度将导致前科人员就业困难,极易滋生再次犯罪。他举例,在当今的网络信息时代,前科给前科人员带来的负面效应被无限放大,前科人员遭遇的各种资格、权利、机会的限制或剥夺的歧视性待遇,使其进一步被孤立和边缘化,甚至连工作的权利都被剥夺而面临生存问题,极易使其重新走向犯罪的道路。
同时,前科报告制度对前科人员亲属的职业限制也有不小影响。朱征夫介绍,在报考公务员等特殊岗位时,前科人员的近亲属并未实施任何犯罪,仅仅因为亲属有前科无法通过政审从而丧失就业资格,相当于家庭出身决定命运,这对于前科人员和其亲属都是极不公平的。
此外,随着危险驾驶罪等轻罪范围的扩张,受前科报告制度影响的个体和家庭的数量猛增,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