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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歪道道
从人性利用到人心俘获，是市场运作和商业营销的内在过程。只是善恶之间、道德去存的徘徊也像一颗定时炸弹，可能在任何时刻给任何一个行业带来冲击，尤其是新生事物。
如果说共享单车是一面国民照妖镜，折射出无秩序状态下的人性选择，那么层出不穷的无人机“黑飞”事件，在不断忽视基准规则、触及危险边缘的情况下，也极有可能逼迫政府对该行业拦腰斩击。到最后与其说是商业模式探索之路撞到了现实的墙壁，还不如说是败在了人性的贪婪和侥幸。
不过，存在即合理，商业利用人性需求的同时就必定要承担其消极作用，又或者这些难题的出现预示着行业的又一次升级和转变。就像对消费级无人机航拍、娱乐的飞行监管，或许是无人机竞技比赛的契机，作为一个依托无人机技术产生的市场，未来也极有可能凭借技术的改进而更加专业化和商业化，方兴未艾继而蒸蒸日上。
“黑科技”普及之前，或许都可以来场比赛
科技成果从诞生到应用再到商业化运作所经历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的推动下已经逐渐缩小，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一些天然携带危险因素的项目，虽说未来有可能会颠覆现在的某个产业模式，可终归还是要受制于当下消费者的思维认知和政府监管。后者自然无可厚非，可前者的突破绝非仅靠概念营销就能达到，这时候一场简单粗暴的对抗赛更能令产品在受众群体中印象深刻。就像阿法狗的两次登场，可以说将人工智能的标签紧紧和谷歌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普通大众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和认可。
技术赛事由来已久，比如汽车行业滋生的赛车，游戏产业衍生的电子竞技，它们的独立存在既是所属领域职业化和成熟化的产物，又是消费人群的必要需求，最关键的是它们与行业相互作用、共生共存。从这个角度来讲，“黑科技”成果以体育竞技的形式表现同样能起到相似的效果。一方面，最新技术产品在市场上的认知度和普及度并不高，再加上价格相对昂贵，很难真正触及消费者的硬性需求。而偏娱乐性的竞技比赛如果能够借助直播等新媒体，呈现出炫酷的科技实力或者丰富的视觉体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进消费者对一项新产品主要性能的了解，这不失为一种更专业的营销方式。
另一方面，类似的体育竞技已经为高科技产品的赛事提供了清晰的商业模式。以电子竞技为例，2015年行业市场规模为269亿元，收入来源包含三个模块:电竞游戏收入、电竞衍生收入、电竞赛事收入，其中电竞游戏是主要组成部分，但是从近两年的收入占比可以看出，电竞衍生收入增速极快，随着用户总量保持稳定增长，未来行业规模的增长将主要来源于衍生收入。以此类推，无人机竞技、机器人比赛甚至是自动驾驶赛车都可以按照商业体育的模式发展，尤其是对无人机行业来讲，风口已去，洗牌期已至，即使是大疆也不得不面临着增速放缓的难题。
据悉，2016年大疆实现销售额同比增长65%，突破百亿元。但相比2015年超过100%的同比增速下降不少。而且大疆的八成收入来自消费级无人机，消费级无人机却约有80%的收入来自中国内地以外的市场，这既说明国内市场的刚刚起步限制了无人机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也印证了行业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开拓无人机的衍生收入就成了不时之需。
事实上，有关智能产品的竞赛已经随着各个行业的崛起在众多地区得到规模性发展，比如美国早在05年就举行过无人驾驶机动车比赛，英国更是召集欧洲大陆举办了一系列自动驾驶汽车竞赛日活动，而奥迪等汽车企业领头的赛事也接连不断地展开。当然目前这些赛事的推广目的要远大于竞技商业目的，不过无人机竞赛却因为与电子竞技有着相似的生长土壤，更有可能迈进体育竞技的大门。
生不逢时的电子竞技，受制于人的无人机飞行
虽然如今电子竞技正在展现着厚积薄发的市场潜力，但是对于一个存续了十余年之久、最初发展阶段就呈现出席卷游戏领域的行业来讲，这个时间终究是晚了许多。尤其相比美、韩等国家，我国的电子竞技产业已经错过了太多机会。这一切大概主要源于大众舆论甚至是政府对该行业的长久偏见，致使其一再地削弱电子竞技的核心力量，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李晓峰等职业竞技人和庞大的用户基数支撑，我国的电子竞技早就被扼杀于明令禁止和狭隘认知中。
2003年对电子竞技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最佳开端，因为在那年国家体育总局宣布电子竞技是中国正式开展的第99项体育项目，得到官方认可的前提下，电子竞技本该进入黄金时期。可是仅时隔一年，广电总局就对电脑游戏节目做出全国范围的禁制令，禁止所有的国有电视台播出任何关于网络游戏类游戏节目的通知。这则禁令在当时电视媒体占主流的时代，几乎是断绝了电子竞技的最重要的宣传形式，由此我国的整个电子竞技行业陷入了萧条期，只能依托俱乐部和职业人进行自由发展，直到2014年政府看到第三产业中电子竞技的爆发力，才着手重新扶植和整合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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