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超（财新传媒综合新闻部主任）:之前一直做内容，包括做一些商业报道、综合报道、环境科技方面的报道，半年前比较专业地做新媒体。
关于财经媒体的道义担负与妥协，我认为这是个伪问题。以我们为例，我们在行业报道的独立性方面始终坚持得比较好。我们不会寻求任何方面的妥协，哪怕最初竞争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没有妥协，做传统媒体的时候没有妥协，在做全媒体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可能性。我们所看到在做新媒体方面表现出妥协性的媒体，其实都是在做传统媒体的时候习惯妥协的媒体，中国的媒体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和方针。
我想谈谈新技术、新媒体以及舆论监督的关系。综合来看，每一次的技术进步都会来公众知情权的飞跃。在中国，过去十年，互联网已经对舆论监督能力、公众知情权带来了巨大飞跃。中国是比较特殊的国家，因为我们对互联网进行管制和审查，有时候还设立无形的防火墙阻止信息流通。我是学技术出身的，我的结论是不管一个组织有多少人力物力投入，想做一个完美的防火墙是不可能的，除非从物理上切断。
微博的出现是一个新的契机，微博的革命非常明显。刘翔在微博上拥有800多万粉丝，相当于一个都市报的规模。微博上很多名人，徐小平、任志强拥有的人际网络传播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都市报的传播能力。我们现在看到的微博带来的影响，只是冰山一角，去年已经看到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事件，比如宜黄拆迁事件，乐清村长之死。
为什么微博那么重要？微博可以把媒体很多信息通过动态链接起来，本来很多信息是不相关的，通过微博的转发评论可以互相关联起来，这种能力的复杂度会使信息传播能力提高到爆炸性的水平。同时，微博的作用还在于不仅可以放大媒体的传播能力、监督作用，同时对媒体也是一个监督。因为微博上很多人的专业性胜于编辑和记者，对于校正传统媒体中间不可避免出现的信息失真是非常好的方式方法。必须正视媒体自身的失真，媒体也不是万能的，媒体有自己的边界，不要总把自己看做全能的角色。微博可以很好地界定传统媒体承担的舆论监督的边界。
传统媒体危机论，我不认同
我不赞成传统媒体危机论，我觉得这个有点“狼来了”的感觉。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人传播1995年是世界末日，现在又开始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传统媒体的末日会不断向后推，2009年，美国公众通过新媒体获取信息数量首次超过传统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的综合。欧洲和日本并没有那么明显，前两天和德国一家媒体聊天，现在很多媒体都非常重视新媒体，比如说镜报有五十多人的在线采编团队，但是他们并没有觉得来自新媒体的冲击那么大，因为传统媒体受众数量以及广告收入下降了1%到2%而已。
中国的情况更复杂，传统媒体、尤其是财经媒体还会有非常充足的成长空间，不仅能够满足生存发展需要，而且可以满足我们在财经媒体作为传统媒体内部进行商业创新的需要。这几年比较成功的例子还是第一财经周刊。它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讲传统媒体已经到了末日了，但是它做得非常成功，开拓了财经杂志的新模式。
传统媒体如何向新媒体转变，我觉得没有成功经验。大家说得比较多的是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投资那么多，转型的成效并不显著，而且获得的点击率对非传统媒体来说，也不是那么难以达到的。而且他所用的时间和资金量连纽约时报的几十分钟之一都不到。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是华盛顿邮报，他自己没有媒体的负累，点击量却很高。
现在我们只看到负担，没有看到哪家媒体能够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优势、实现跨越式的向新媒体发展。门户网站的模式也会面临挑战。像新浪、搜狐，因为传统的新闻机构购买内容的成本会升高，每年新浪购买新华社新闻要花上亿，这个价格以后肯定会增大，但是门户网站盈利能力空间受限，是不是意味着传统媒体网站、新媒体就可以分这杯羹？iPad出现之后，传统媒体发展路线不是像门户网站走在线广告一样，而是争取在线订阅。现在iPad出现的时间太短，而且美国给出的信号也比较复杂。我们也不清楚这样的路径，是不是传统媒体走向新媒体的渠道。
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如果想寻找走向新媒体的支点，那是非常难的。或许会在未来出现吧，我们能做的就是充分理解新媒体发展规律，同时为传统媒体的转型做好准备。我们现在只是准备好工具，还没有到自掘坟墓的时候，也许我们将来会活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