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男孩杰克的小世界，一开始，是如童话般的。地毯和墙壁、植物和玩具都仿佛有生命，他等待太阳和月亮在天窗外露出小脸，他和妈妈有很多游戏可以玩，哪怕只是在三平方米的地界里来回奔跑。妈妈不允许他长时间地看电视，因为那会把脑子看傻的，在不让人傻的范围内，电视帮助妈妈教杰克认识了很多字，甚至很多社会和自然的知识。唯一的恐怖，是“老尼克”来的夜晚，九点以后，密码锁响过，他必须躲在衣橱里，好像，他才是普通男孩梦魇里的衣橱怪兽。不过，“老尼克”也会带来周日礼物。
这是爱尔兰裔加拿大女作家爱玛·多诺霍的《房间》的第一部分。充满了母子情深的一部分，情深之至，虽然掩盖不了主人公生活上的匮乏，却足以营造出一个非现实的、刻意童话化的小世界。
《房间》是多诺霍的第七部小说，她因此雄踞西方文学排行榜，列入无数文学奖名单，也因此一炮而红，一洗之前的默默无闻。很多人指责她选择如此富有争议性的题材，她也从不否认，故事的灵感来源于一宗震惊全球的犯罪事件:发生在奥地利的约瑟夫·弗莱茨勒案，罪犯将女儿伊丽莎白囚禁在地下室长达24年。事实上，这类非法囚禁、持续强暴的案例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但多诺霍第一次令其进入文学范畴，更是第一次，用犯罪事件中的无辜牵连者的口吻讲述囚禁和自救的过程，更是第一次让天真无邪的男孩担任主角，因而，这既不是一个适合少儿阅读的故事——哪怕语言是那样可爱易懂;也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恐怖小说——哪怕每每跳出小说文本回想事件本身，你多少会觉得毛骨悚然。
多诺霍没有否认灵感的来源，却坚持强调自己的小说和事件本身没有丝毫干系，她虚构的人物和事件完全是用纯文学的笔调，没有僭越性的道德批判，没有企图补偿司法所不能及的人性关照，在一个极端封闭的环境里，一条简短而残酷的时间线上，她先用漂亮得近乎童话书的画面描定年轻母亲的果敢、坚强和忧郁;以及男孩的聪慧、无知和幸福。
更强大的矛盾冲突发生在自救完成之后。这时，我想起日本作家青山七惠的青春期小说《一个人的好天气》里的一句话，世界没有外面和里面之分。然而在这个故事里，世界确实有里外之分。从分裂两清的状态突变为杂乱纷呈的现实场景。矛盾的是，男孩难以接受世界如此嘈杂、明亮、拥挤、多变、复杂……与此同时，19岁就被拐骗、屡次遭强奸乃至囚禁数年的母亲却终于感到了回归，归于正常的世界。一对最亲密的母子，在获得自由的时候险些分道扬镳，无法再默契。孩子的家，是母亲的囚笼;母亲的家，却是孩子的囚笼。
极端的矛盾出现在亲密联系的母子身上，出于爱的理想世界，正式对峙自由的世界。故事至此，可阐释的空间像“外面”一样大，能让人头脑爆炸。房间“里面”是基于痛苦和谎言的完美小宇宙，竟然比真假莫辨万物蓬勃逻辑复杂的“外面”更让杰克留恋。走出荒凉的童话，他被强行塞入现实，俨然是另一种意识被强暴的过程。至此，作者有意识刻画了现实世界里的种种猜忌、隔阂、过度阐释乃至误解，譬如，电视上的学者一本正经地探讨这位母亲是否有“斯德哥尔摩情结”，主持人故作聪明地曲解当事人的自我解说;现代媒体如洪水猛兽，比日光或噪音更肆意地侵入这对劫后重生的母子，作者借着人物之口，表达了对媒体所代表的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失望和鄙夷。或许，这应该是更重要的解读时的注脚，而非对施暴人“老尼克”或对受害少女的脸谱化的、徒劳的分析。因为故事虚构得如此真实，你必然认识到他们首先是个体，其次才是某一类犯罪事件的相关者。
好在，有爱。就在我们几乎怀疑过盛的现实感会压垮童话般的童年时，外婆、二外公以及更多人物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的光明。当杰克住在外婆家，睡在妈妈小时候的房间里，花园里有妈妈故事里提到的吊床，阳光充沛得足以晒伤他脆弱苍白的皮肤……当这种场景被一一叙说时，人们终将会记起爱的力量，爱在这个世界上一代又一代地绵延不断。杰克向往回到“房间”，因为那是回忆里唯一的家，妈妈竭尽努力不让罪行的痕迹落入他纯净的眼里;因而，只有更饱和的爱、更具体的日常之爱，才能洗刷掉昔日房间里被妈妈掩饰过的凄惨。终于回到“房间”里的杰克发现，一切竟是那么破碎，但这不会让他更伤心了，因为房间外面的世界已足以让他认可为新家。走过这道坎，男孩长大了，故事也圆满了。
身为母亲的多诺霍在写这本书时，常和当年五岁的儿子做游戏，留意孩子语词上的疏漏、动作上的憨态、想法上的荒诞，是在母爱和童真的引导下，作者让这本书走上了一条别致的正轨，找到了独特的叙述声音。多诺霍没有把笔墨花在恐怖和受虐的情节，而是让那些丑恶尽量消隐。这才是这本书广受接纳的原因，现代读者已饱受虚构的暴力，甚至可能在面对暴力情节时变得麻木，而《房间》让世人发现，比恐怖更恐怖的是人们嗜好恐怖、忘了施给更多的爱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