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份将召开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随着人民币汇率已经进入均衡汇率水平区间的事实得到各方确认，加上中国近日进一步放宽了人民币汇率波幅，笔者相信，人民币汇率这一中美最近10年经济金融外交的核心主题将日渐退出焦点领域，探寻美方会提出的下一个焦点领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人民币汇率进入均衡水平区间，这一事实已经无需再做更多讨论。其核心理由有三:一是以IMF下调为代表，中国经常账户总顺差水平已经并将继续维持低水平，由于收益项下的顺差规模下降，经常账户总顺差水平的下降还会超出市场预期；二是加工贸易之外更能衡量中国贸易竞争力的一般贸易，已经连续三年出现逆差，逆差水平还将继续大幅上升；三是在近日人民币波幅宣布放宽之后，香港市场人民币汇率继续出现了贬值预期，这衡量了市场认知。

从2002年国际市场开始热议人民币升值问题开始，到2012年的今天，人民币汇率水平终于进入均衡汇率区间。其政治外交含义，将是中美经济金融博弈焦点的转换。

实际上，2011年5月在华盛顿召开的上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方就开始进入汇率之外的新议题。相信今年5月召开的新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方将继续引申这些议题。这些议题的焦点是，美方认为，中国需要提高存款利率，改变负利率形势，提高资金成本，遏制中国国有企业通过信贷补贴获得的扩张优势。

过去，美方认为，人民币汇率价格扭曲，使得中国出口企业获得了额外的竞争优势；现在，美方认为，人民币利率价格扭曲，使得中国尤其是国有企业获得了额外的竞争优势。美国不希望中国通过这种利率补贴和信贷补贴培育中国国有企业更强大的竞争力。在2011年的对话中，美方就已经把人民币利率问题首次提高到了与汇率一样的高度。

将利率、信贷问题提高到如此高度，这和美国、澳大利亚以及OECD目前正在推进的一项总体研究非常相关，即“竞争中立性”。2011年OECD发布了一份政策论文——《竞争中立性与国有企业:挑战和政策选择》，所谓“竞争中立性”，即政府的商业活动不应仅仅因为公共部门的所有权而对私营部门竞争对手享有单纯的竞争优势。竞争中立性，要求政府不应利用财政等权力使国有企业相对私营企业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认为国有企业在以下领域获得竞争优势:直接补贴；优惠的融资和担保；垄断或已有地位带来的优势；免受资本市场上的一些约束性影响；免受破产规则约束的权利和信息优势；政府提供的其他优惠待遇。此外国有企业的反竞争性做法，一般认为包括掠夺性定价、提高竞争对手的成本和准入壁垒、交叉补贴、战略性选择效率低下的技术等。

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更多“走出去”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中国国有企业在国内所享受到的部分优惠和权利，有可能会被定义为“竞争非中立”。这可能包括中国国有企业所获得的更可观的信贷规模、更为低廉的信贷、更容易获得贷款、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土地等资源的优先使用等。

以中海油并购优尼科为代表，美国阻挡中国国有企业进入美国市场的主要理由曾经是国家安全等原因，随着“竞争中立”政策的上升，“竞争非中立”非常有可能会成为未来中美经济外交博弈的主要焦点。而中国当前存在的利率管制，恰恰有可能成为这一“竞争非中立”的主要理由。

实际上，以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美国所主导的新的贸易关系，与WTO或自由贸易最大的区别，即TPP不仅强调取消或降低商品关税，还关注成员国的竞争政策，这包括但不限于经济立法、经济透明度、金融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等一系列要求，TPP的核心含义是在规则之下发展自由贸易。而所谓规则，即是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调“竞争中立”。

5月份的新一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不会因为两国政府面临换届或大选而失去聚光环，其最大的含义即在于，在历经10年的中美汇率博弈基本落幕之后，未来的新焦点会在哪里。（作者系本报评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