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长期以来专注研究农民工问题。他从2008年开始对2万户中国居民进行持续五年的追踪调查，其中包括5000户农民工。

　　第一财经日报（以下简称日报）: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富士康“十一连跳”的悲剧，这些选择轻生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长期关注农民工生存状态的专家，您怎么看这一事件背后的原因？

　　李实: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的原因很复杂，除了个人自身的因素外，我们必须正视一个问题:目前我们对农民工的很多政策严重滞后，在他们就业、社保、求学、权利保护等各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这样使得农民工进城之后有着巨大的心理落差。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和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第一代农民工出来就是为了挣钱养家，期望值并不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期望值也更高，追求的目标更加多元化，不光是一份工作，同时希望能够过体面的生活，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而且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有相当部分是独生子女，相比第一代农民工，他们的心理较脆弱。但现实让他们常常碰壁，感觉到自己是个二等公民，很难融入城市。在这样的一种大的焦虑背景之下，其他的不如意常常就容易触发他们做出不理智的选择。

　　日报:的确，我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农民工，尽管有的在城市待了很多年，但生活圈子很小，只是工厂、宿舍、工友，跟城市的真正接触很少，也远远谈不上融入。

　　李实:是的。很多农民工住在城中村、城乡接合部、地下室或者集体宿舍，很难与整个城市社会融在一起。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却是在另外一个圈子里，社会文化与主流社会不同。

　　日报:今年初，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您认为，真正要解决问题，关键是什么？

　　李实: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公民平等权利缺失。我们在讨论农民工问题，首先要强调一点，他是公民，必须得到平等的公民权利。因此，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全方位的，需要一个全方位的系统的设计，不仅仅是提供就业机会。当然，在就业上享受公平待遇是最基本的。尽管他们整体受教育水平还较低，但是整个就业市场应该对他们全部开放，而不是像现在，有些工作即使他们可以胜任也无法获得。其次是社会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希望长期留在城市生活，就应该保证他们能够获得与城里人相同的社会保障。还有公共服务，比如住房，城市的廉租房应该对农民工开放；比如教育，应该想办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考虑他们上公立学校能否与城市孩子同等待遇。

　　日报:农民工问题呼吁了很久，有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总的来说，进展并不那么乐观。您觉得目前最大的难点在哪里？

　　李实:关键是没有一个管理和服务于农民工的专门机构。现在是就业和社保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住房、医疗、教育其实是没有专门部门管。虽然现在有农民工工作协调办公室，但更多的只是负责协调工作，没有权力。

　　因此，现在确实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部门，在过渡期，未来十年到二十年，做好农民工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日报:农民工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的过程其实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农民工没有彻底的市民化，意味着我们的城市化也是不彻底的。

　　李实:目前中国确实是“半拉子”城市化。城市化有两个指标，一是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二是城市人口的市民化。但目前我们只是在城市生活的人口不断增加，农民进城后并没有变成市民。如果盖了很多的高楼大厦，但农民工还只是外来人，就会使整个城市分化成有差异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只是对社会贡献他的劳动而不能充分享受成果，随时可能离开城市，这就是不稳定的城市化。城市也将因此充满矛盾，难言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