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强

2011年，能源产业为国家“十二五”开局不遗余力。能源生产供应支撑国民经济9%以上的增长，GDP与能源消耗如影随从。资源产品价格改革也有突破，如率先在油气领域开展资源税改革、在桂粤两地开展天然气价格改革试点。

然而，那些没有时间去做、没有办法去解决、没有人去做的能源难题仍在那里。

其一，能源消费结构调整未见实实在在进展。2011年虽然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非化石能源总量有较大幅度增加，但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来水偏少，影响水电出力，火电弥补缺口；另一方面，非水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仍然偏小。

其二，能源消耗强劲增长态势未改变。伴随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国内能源需求激增，高耗能产业贡献最大。在能耗激增背后，是一个仍然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对能源依赖性大。这一发展路径不得不调整，以下数据足以佐证。

有统计显示，我国能源消费约占世界总量的20%，GDP不到世界总量的10%。人均能源消费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人均GDP却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50%。能源消费总量与美国相当，GDP仅为美国的37%；GDP与日本相当，而能源消费总量是日本的倍。

其三，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分解方案尚未与地方最后达成一致。国家发改委、能源局仍在与地方发改委等部门讨价还价。地方父母官把能源消费的指标压在地方发改部门头上，保GDP、增加财税收入，万万离不开能源消费。

在上下两面夹击中，地方发改委负责人只得通过不同途径、在不同场合与国家部门沟通、斡旋，希望追加本地能源消费指标。中央与地方能源消费的博弈始终没有终止。我国能源消费“敞开口子供应”的状况能否改变，2012年是一个关键。

其四，能源“十二五”规划等一系列产业规划仍待“过堂”。自“十一五”末，国家相关部门便开始着手“十二五”规划前期准备。时隔两年，仅有为数不多的规划面世。时间紧迫，我们期待高含金量的政策规划尽早出台，以期指导能源开发利用、项目投资和社会资源配置。

其五，煤电之间的矛盾仍在用临时的行政调控掩盖。2011年国家价格管理部门两次上调上网电价，这在近年价格调整中并不多见。由此可见，煤电矛盾之激烈。煤电本是产业链条的共同体，如今却成各自为政之势。其背后是沉重的历史矛盾和陈旧的价格体制。

国家能源部门在处理两者矛盾时，采取一种犹如“面多了加水，水多了放面”的简单处理方法。临时的行政干预只能暂时止痛，病症复发的时点再被后移。殊不知，今天就是在为历史的旧账埋单。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电力市场化改革需要再度启动。

其六，价格体制改革方案尚未出台。现行成品油定价机制运行两年有余，投机套利、调价滞后等问题始终存在。我们需要一个合理、完善的价格形成机制，需要对价格方案作出改革，而非修修补补式的改良。

国家发改委称“择机推出成品油价格改革方案”。这个时机将选在何时？2012年某一个试点，还是“十二五”的某一年？

其七，中俄天然气价格谈判依然悬而未决。国家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长，已成大势。我国石油、天然气、煤炭进口量价齐增，这对于国家能源安全是一个极大挑战。

虽有2011年10月中俄两国总理会商，但中俄天然气价格合同仍然未能落笔。气价是双方最大的争执。国内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长期未能理顺，显然已经开始影响国际贸易中的谈判。资源国家看中的是中国市场，但价格管制让这些国家缺少安全感，国内企业也不得不承受高额差价。建立完善的天然气价格机制，应是能源管理部门案头上的重要工作之一。

其八，核电发展政策依旧不明。日本3·11地震后，全球国家核电政策分为三大派系。德国、意大利选择弃核；美国、法国坚持既定的发展方针；中国微调核电政策，暂缓核电项目审批，进行安全检查。

根据国家能源部门披露信息，国内核电安全检查早已结束。但事关核电发展未来方向的《核电安全规划》、《核电中长期调整规划》等仍在等待审批。正因政策导向不明朗，我国核电在徘徊、张望中度过2011年。

“十二五”开局之年已经远去。在能源产业开启新征程之际，我们有必要提前谋划、居安思危，少一些歌功颂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