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郑州出台交管新规，有“株连”之嫌:个人违反交通规则，所在单位或社区要承担“连带责任”，须派人协助维护交通。有趣的是，河南洛阳“性奴案”曝光之后，犯罪嫌疑人李浩所属单位有4人被停职，理由是“管理不严”，李浩的犯罪行为连他妻子都长期不知情，却让单位领导承担“连带责任”。

很多人对这种类型“株连”感到哑然失笑，这是有道理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人的流动是严格限制的，单位是一个人社会关系总和的唯一平台，从某种意义上，单位便具备无限的责任属性。例如，夫妇离婚往往会闹到单位去。但在高流动性的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更强调个人承担的8小时工作之外的责任，单位或者企业在这方面的“角色”淡化了。

这并不是说8小时之外的个人责任完全是“原子化”。现代社会里面依然存在着“连带责任”，但它是一种很自然的过程，依存于当代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方法论。每个人上班时在单位/企业里，下班后就活在社区关系中。社区关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就“生长”出来的。社会网络关系是需要有一些人或者组织充当“结点”，如果没有“结点”，那么即使是邻居也长期互不理睬。很多中国人发出“孤独个体”的悲叹，并不是这些人天生冷漠，而是缺乏“结点”。

西方国家这些“结点”可能是社区牧师、片区医生、区域推销员或者当地社团组织，他们经常会将社区邻里组织起来，相互熟悉。社团让人们在一些公共事务上相互通气。这些“结点”因为其业务的关系自动推进了社区的社会资本。雅各布斯在其《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面精彩地表述了“结点”、社会资本和社区荣衰的关系:有些社区萧条，而有些社区活力十足。萧条的社区经常发生凶杀事件而无人报警，活力的社区每个人都是哨兵，他们会监视街道的一切，从而保卫社区，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都有连带责任式的关照义务。

在古代中国，从秦律始，“连带责任”是重要的治理之策(族内是连坐、区域是保甲)，因为古代中国的行政人员非常少，而且在没有现代技术条件下，民间社会信息获取困难，官府通过“连带”这种集体惩罚让人民之间相互看管和监督，从而降低治理费用。越是“连坐”严厉的朝代，其行政人员占人口比例越低，最严厉的宋、明两朝只有%。

更重要的是，它并不像现在一些国家那样，组织人力预防式盯梢，相反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是不干预民间社会资本形成。乡绅、宗族、邻里、巫神、驿使、教派都可以充当“结点”。一旦得知该区域有人犯事，才会连带，绝不事先干预，所谓“连带”在古代是一种事后惩罚，为的是倒逼事前监督。

中国有广大的吃皇粮人口，并下设居委会之类的机构，但是它们主要是管理资料，信息获取，不承担推进社会资本的功能，甚至盯着或者瓦解那些作为“结点”的社团或者个人，觉得他们是可疑的，随时报告动态。既然事前已经大量介入，并以高成本获取社会信息，一旦发生问题，“结点”不复存在的条件下，又采纳过往“连带”之策，只好向单位施压。它的后果是，既付出了昂贵的社会治理费用，又模糊和扭曲了单位/企业的责任边界，同时还抑制了正常的社会资本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