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证券资讯频道执行总编辑兼首席新闻评论员钮文新呼吁取缔余额宝。其理由大概如下:一是它抬高了整个中国实体经济、也就是最终的贷款客户的成本，而这一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每个人身上；二是余额宝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典型的“金融寄生虫”，没有经过经营风险便获得暴利；三是像日本同样是高储蓄国家，但却不允许余额宝的出现。（2月22日《新华网》）

虽然钮文新主张取缔余额宝的理由很牵强，但他提出金融创新必须有标准，必须符合中央关于“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则，应当鼓励一切可以提高实业效率、降低企业成本的金融创新，则是非常正确的。各种类似余额宝的金融理财产品，确实无助于降低实业成本，但将拉高实业成本的罪名强加在余额宝们的头上，也是很荒谬的。恰恰是因为主流的金融企业没能很好地承担“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职责，余额宝们才有了生存的空间。

是的，我们的近邻、也是高储蓄的日本没有余额宝的出现，就是最善于金融创新的美国，也没有余额宝的出现。原因并不是这些国家不允许余额宝的出现，而是因为这些国家根本就没有余额宝们生存的空间。因为日本在1994年就已经完成了利率市场化进程，美国的利率市场化更是在1986年就已完成。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实际利率与GDP增速基本趋近。我国余额宝们最大的现实意义，恰恰就是倒逼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我国余额宝们的本质，基本上都是货币基金。从国际经验来看，货币基金之所以受到欢迎，就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抗通胀功能。美国货币基金的迅速兴起，正是上个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背景是两次石油危机和严重滞涨。日本，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以及《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内贬外升”。如果没有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币值稳定，不仅货币基金不会吃香，黄金、债券、分红保险等保本产品也不会热卖。

按照常理，在利率管制之下，货币超发，最受益的本应该是实业经济。然而，监管的数据显示，我国新增的相当规模的银行贷款并未实际流向用款企业，而是绝大部分流向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和房地产、少数的大中型企业、利率更高的民间借贷市场以及银行间市场。实业经济、特别是绝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依然高企，经济学家郎咸平在《财经郎眼》节目中说平均高达4分利，换算成年息就是48%。可见，金融没有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根源，并不是余额宝们的出现，而是以银行为代表的传统金融业本身的问题。

余额宝们之所以如此受关注，只是因为它们被冠上了“互联网金融”的名称，而备受关注而已。之所以受欢迎，只是因为它们为百姓提供了一个比银行更方便、收益远大于%左右定期利息、近于0的活期利息的现金管理工具而已。实际上，规模高达36万亿的影子银行对拉高实业经济的成本，远比规模不到一万亿的余额宝们要厉害得多，具有官方背景的信达更是被指为中国最大的影子银行机。难道只因为它们往往具有官方背景，和传统银行结成了利益联盟，并且庶民难以参与获利就不被指责吗？

市场有空间，有需求，就会有相应的产品与服务，而且余额宝们其实根本上算不上什么金融创新。钮文新简单将矛头指向余额宝们，如果不是故意装糊涂，实质上就是在为既得利益做违心辩护。当然，钮文新对余额宝们的炮轰，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那就是再一次提醒金融决策如何真正回到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一宗旨上来。显然，简单取缔余额宝们，根本不会有任何效果，除了百姓不能享受略高于银行的收益之外，买不起房的照样买不起房，找不到工作的照样找不到工作，想要加薪也注定只是一种奢想。

金融回归根本任务，市场要素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价格，不用取缔，余额宝们的好日子也就自然到头了。当然，余额宝们也有自知之明，所以它们对“冲击的是中国全社会的融资成本，冲击的是整个中国的经济安全”的指责根本不予回应，只是简单回应“余额宝并非钮文新所称的2%的暴利，一年的管理费是%、托管费是%，销售服务费是%，总共的结果是%”。姑且不说那些影子银行，请问传统的正规银行敢于将暴利的构成，也如余额宝一样晒一下吗？敢晒一下它们为提高实业效率、降低企业成本的服务细节吗？（郭文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