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全国哀悼日的最后一天了。从5月12日下午到现在，我们经历了整整10个令人无比揪心、哀恸和感怀的日日夜夜。

　　前两天在和同事吃饭的时候，一个同事说:“这次太惨了，恐怕连奥运可能都没人有心思看了。”

　　我说:“不会的。有一个事实听起来很残酷，但在全世界都一样:你要知道，人类的记忆其实是非常短暂的。”

　　所有的苦难都会翻篇。在灾难面前我们有本能的救援生命的冲动和渴望，无论在过去还是在未来，这都是人类文明的底线。而历史翻过这一篇之后，我们如何面对灾难中的受害者，才是2008年留给一个原本处在经济高速增长、而核心价值观却日渐迷失状态下的中国的真正考验。

　　正因如此，我们才尤其需要在这个山河共泣的时刻，擦干眼泪，把我们被这次大灾所激发出来的缅怀逝者的大哀和悲天悯人的大爱迅速转化成具体而可执行的、具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的、能够逐步走向机构化和制度化的—

　　常态下的行动。

　　在这次地震之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表现出空前的凝聚力。到目前为止，社会各界捐助的善款已经超过100亿元。但是，如果没有具体的制度和机构作保证，没有更加具体、甚至具体到细节的行动和执行（这一点和做企业没有什么两样），这100个亿对于灾区饱受煎熬的百姓来说，可能仅仅是一个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数字而已。

　　让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譬如，这次地震留下了许多被迫截肢的孩子，我们如何通过具体的医疗安排让他们尽快安上假肢，逐步恢复生活自理能力？特别是对那些既失去肢体又失去父母（或孩子）的孤残人员，是不是可以尽快设立专门的福利院为他们提供长期的护理和帮助。甚至再具体一点，在他们休养期间，我们是不是可以为他们每人捐助一台电脑，是不是可以在灾区重建的第一时间帮他们接入宽带，让他们在家里或者病房里能够和外面的世界紧密相连，并且逐步掌握一些依靠电脑自食其力的技能？对于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儿，我们是否可以设立一个专款专用的奖学金，以保证他们未来考上高中和大学后所有的学费和食宿生活费获得百分之百的保障？

　　再譬如，这次地震会给大量的受害者造成长期的心理阴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有很多人到了晚上经常从恶梦中醒来。为此仅靠心理专家和心理志愿者的精神抚慰是不够的。在灾区重建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把灾区重建基金的一部分投入到灾区的文化生活方面，让灾区的人们能够在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中逐渐淡忘这段黑色的记忆？

　　又譬如，本次地震之后，我们国家是否应该加速推进建立一个围绕重大自然灾害的保险体系，把目前保险公司无力承担的风险逐级分散到直保公司、再保公司、国际再保险公司、结构融资和资产证券化市场、国家和地方财政等各个参与方，为这种发生概率低、但是理赔金额巨大的险种提供一个有效的对冲机制？另外，我们是否可以通过立法明确对于遭受重大自然灾害地区企业的所得税减免政策？

　　还譬如，据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网站报道，对于这次地震几名中国、欧洲和美国的地质学家在去年7月号的专业杂志《Tectonics》上曾发出过警告，认为在北川一带存在发生重大地震的地质运动基础。这件事是否属实有待考证；即便属实，这在当时只是几名科学家的学术讨论，我们不可能要求国家有关部门把每一位科学家的每一个观点都当作发出地震预警的理由。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建立一个相对周密的回访制度，对那些在比较权威的学术刊物上针对中国提出过地震预警的科学家进行细致的回访，以收集更多支撑他们结论的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最后，我们是否应该不断强化我们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的专业救援能力，建立起一支以灾难救援为主要任务的高度专业化的特种部队，汲取全球灾难救援的最新成果，争取以最前沿的技术、设备、工具和训练在下一次灾难来临的时候把我们同胞的生命损失降至最低？

　　总而言之，在灾难面前，抒发情绪是容易的，在这种情绪的感召下在短时期内付诸一定的行动也是相对容易的。然而，人类记忆短暂，社会神经很容易呼叫转移。正因如此，那些默默地付诸长期的、可持续的、能够机构化和制度化行动的人才尤其值得我们尊敬，因为那是一件困难得多的事情。

　　让我们向所有为抗震救灾行动着并且还将继续行动的人们致敬。我希望灾区受难的同胞关于这次地震的梦魇般的记忆能够短一些、再短一些；与此同时，我也希望我们每一个没有直接遭受不幸的人关于这次地震的记忆能够长一些、再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