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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算发现产业转移亟待破解五大难题:工厂开到家门口
发布日期:2022-12-21 18:53:48  浏览次数:6

  编者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能够以较大的优势领先于中西部地区,一个十分关键的原因,就是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转移。

  如今,中国内部的产业转移画卷也在徐徐展开,长三角、珠三角的部分企业正在把工厂开设到四川、湖北、安徽等中西部地区,而这背后的难题也日益凸显。

  工厂开到家门口_产业转移亟待破解五大难题

胡军华 李溯婉 黎闵功 崔丹

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正在进入第四次,而这次则是以中国的产业转移为主。即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往中西部转移,形象地可以称之为“将工厂开到家门口”。

此前的每一次产业转移都带动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而此次如何做好产业的梯度转移将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能否再次腾飞的重要一步。

但是,将工厂开到劳动力的输出地,把产业往中西部地区转移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尚需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形成梯度转移模式,而非分散转移,并充分发挥产业的集群效应和带动效应。

怀化市,位于湖南省西南部,往西是贵州南部与广西相邻,到深圳的火车最快要16个小时左右,以前都是怀化的青壮年劳动力往深圳去,2009年前后,至少已有2家深圳的企业在怀化建起了工厂。

把工厂建到内地去的不只是深圳的企业。与代工巨头富士康在河南建立可容纳超过10万人就业工厂的热闹相比,在上海做服装外贸生意的罗卫明决定在安徽滁州新建一座服装加工厂的决定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但是罗卫明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未来3~5年,因为劳动力紧缺,上海郊区以及周边地区,可能很难找到一家从事纺织服装生产的工厂。”

廉价劳动力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最强有力支撑点之一,包括富士康在内,正是中国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和各种丰富廉价的资源,使这些企业以成本优势在世界市场上胜出,如今这一情形正在发生变化。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富余劳动力会逐渐减少,最终消失。

虽然理论界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还在争议,但宁波雅戈尔日中纺织印染有限公司节前发出的,要求员工春节前后不得请假,否则扣罚三倍工资的通知,还是实实在在地凸现了民工荒到底有多严重。

一位政府官员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介绍,有人做过粗略调查,成都在土地、人力等方面的成本要比上海便宜16%左右,成都IT类人员的薪酬仅是上海的50%。成都一位制鞋企业老板还介绍,虽然在成都的物流成本比在广州的每双多3块钱,但是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不一样,而且广州还招不到人,流动性也大。

以西部某城市为例,其土地成本一亩50万~60万元,高的还有70万~80万元一亩,甚至还有一些土地是通过开山出来的土地。而这些土地给企业并没有这么高的价格,这相比东部沿海地区而言,具有很大的成本优势。

不仅如此,当地政府对一些投资项目都会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因为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别说几亿元,就是几千万元的投资都是很大的,投资企业都可以和当地政府谈判获得很多优惠政策。而在投资过程中,企业还可以获得规费减免,土地报征绿色通道等优惠措施。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鼓励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还出台《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尤其是列入国家鼓励类产业的所得税减按15%计。这比沿海所得税低10个百分点。

此外,金融危机对东部地区的冲击以及生产成本的持续上涨将倒逼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优化,从而也加速低端产业向外转移。

但在这巨幅产业转移画卷的背后,一系列难题也亟待破解。

  难题 :物流

不过,地处内陆的中西部地区相对沿海无论在地理环境上还是投资环境上,仍然存在诸多不利,这也是产业西进的障碍。

2008年1月29日,主管商务及招商引资的四川省副省长黄小祥率团拜访富士康。在会见现场,郭台铭叫其部下拿出一幅中国地图问黄小祥,四川到欧洲路线怎么走?到南亚包括通过船运到达越南的通路的物流条件怎么样?

其实,物流条件一直是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一个瓶颈。郭台铭关心的问题也正是所有投资者关注的焦点。目前四川省已提出打造西部综合交通枢纽,新增10多条出川通道。而且在去年10月开通经阿拉山口到达欧洲的班列,并将开通直飞北美的货运班机。

此外,相对于那些大项目有政府支持,其他转移过来的企业仍然面临物流短板,而且还担心当地领导的调任,一位台资笔记本配套企业负责人就向记者表示,领导调任很容易带来政策的变化,并导致投资环境发生改变。

  难题 :产业配套

运达服饰是怀化工业园具有产业转移色彩的招商项目之一,2009年该公司投产,实际运营情况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知情人士介绍,运达服饰从事的主要是服装外贸业务,原来工厂在深圳。资料显示,运达服饰是一家港资企业,主要生产美国警察服装,有固定的境外原材料采购地和产品销售市场。2009年前后,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的影响,运达服饰决定在怀化工业园修建2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原计划在湖南生产,再运至深圳出口。

运达服饰在当地生产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产业链不配套。知情人士说,运达服饰服装生产需要的拉链、纽扣、线等辅料都需要从外地运到湖南,本地无法购买到配套的材料,导致企业必须支付额外的成本,对经营产生一定影响。

浙江桐乡市濮院是羊毛衫生产的聚集地,早在2008年,当地企业劳动力价格上涨已经让当地企业感觉不堪重负,对于离开濮院去其他地区发展的建议,一位企业负责人顾虑重重,他曾对记者表示,在濮院,羊毛衫产业链发展完善,生产羊毛衫需要的所有材料都能在当地找齐,换到其他地方很难有类似的配套条件。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指望产业转移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地开发区不乏希望落空的案例。在安徽省某县的工业园区内,道路两侧全是各种各样的招工广告,而在工业园内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由于连日未雨,大风在工业园区刮起阵阵尘土。

一位地方工业园招商部门的人士认为,产业转移要实现预期的效果,不能仅仅转移一个企业,最好是整个产业链进行转移。

  难题 :技术工缺乏

不仅如此,意想不到的是,把工厂开到家门口,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不再遭遇“民工荒”,而且当地工人的素质也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

相比而言,富士康等大型项目就要从容得多,其招工由政府包办,而且富士康去年招的工人就是成都市组织到深圳培训的。当地一个区就业局的人员介绍,当时有几个人送几个人过去,不计成本。不过,其他企业就需要自己解决,一位节能灯企业负责人说,要招到人很难,要招到合适的人更难,因为熟练工的短缺,企业只好自己培训。

“明管车间的成型工和弯角工达到比较熟练的要半年,这需要大量投入原材料。成型工和弯角工每个月的培训成本为5000~6000元。培训两个月后比较成熟,但是产品合格率只有70%~80%。合格率上不去也要赔钱。”除了技术工种外,还有工业会计、仓库、品质检验等岗位招不到人。

而在河南沈丘县年产值超过1亿元的周口凯旺电子科技公司也遭遇了这一问题。

对凯旺电子而言,虽然本地员工工资较低,1000多元对当地农民仍具吸引力,但同时员工素质不高,只能负责一些技术含量不高的流水线作业,而在重要的技术核心岗位,仍然由凯旺从深圳等地雇工负责。

  难题 :批量招工不易

除了产业链不配套,运达服饰原来希望在怀化建厂能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建厂后发现这一目的也落了空。怀化市下辖十余个区县,一直是劳动力输出的主要地区。知情人士说,运达服饰给工人开出的工资在1500元/月左右,这是包括加班在内的薪水;而在沿海地区,雅戈尔日中纺织公司工人的工资在2000元左右,另外公司给工人免费提供食宿。在怀化上班,虽然离家近,方便照顾家里,不过对于那些在沿海工作拿过更高工资的青壮年劳动力来说,显然出门打工的吸引力更强。

2月8日,在怀化市河西开发区火车票集中售票处,开往上海、广东方向的火车甚至连站票都一票难求。在劳动力输出地怀化,运达服饰同样遭遇工人不足的困境。

为耐克等知名品牌代工的吴先生也告诉记者:“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对降低用人成本,但也会遇到诸多问题,例如未必能全部解决用工问题。这几年,部分从珠三角转移到内地的鞋企,不少工厂扩大到一定规模时,也便开始遭遇用工的瓶颈。所以他们再转移不会将鸡蛋全部放在一个篮子里。”

全球最大的运动鞋代工企业台湾宝成国际集团公司(下称“宝成”)也在遇到这样的尴尬。最近几年,宝成逐步将生产基地从大陆沿海城市往安徽、江西和湖北等内地转移。在广东东莞,宝成在这里投资设立的裕元鞋厂在高峰期时工人接近10万,而在内地省份因缺少外来工,招两三万人都可能变成难题。宝成2008年于湖北阳新县落户设厂,一期工程去年初投产,已有员工7560余人。今年,二期20条生产线将分两次启动,上半年和下半年分别要招14000人。而这对于人口百万人、外出务工人员多达25万人的阳新,看似微不足道,可目前该企业的招工情况并不理想。

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昨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珠三角成本还在不断上涨,但目前这里往内地或东南亚转移的鞋企反而没有前几年那么积极,不少大型鞋企转移后依然难以解决招工难问题,更多鞋业还是愿意留在珠三角,利用这里的产业配套、市场以及人才等优势来实现升级。

难题 :招商恶性竞争

不过,在这轮产业转移过程中,学者们仍表示担忧。“现在主要是县级市、地级市有问题,西部很多地方还远远没有达到招商引资的阶段,还是求人的阶段。”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勇表示。

李勇说:“真正一流的企业是不会来西部的,一般来西部的还是资本金不足的企业,几亿元的投资在东部就是毛毛雨,但是在西部就是很大,别说几亿元,就是几千万对于西部一些地方都是很大。因此,西部处于不利的地位,企业的博弈能力就比较强大。

在这种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为了追求税收,大量污染、耗能产业可能会迁移到西部地区来,对脆弱的生态形成威胁;另一方面,企业会对地方政府附加很多条件,要地方政府满足很多要求,增加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成本。

不仅如此,西部地区招商引资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为了能够使得企业落户本地,各地纷纷开出优惠条件,企业往往会在几个地方进行选择来获得更多条件,由此形成恶性竞争。

事实上,学者们抨击东海沿海发展模式就是“race to bottom”(向谷底竞赛),以牺牲资源环境、员工福利等模式来吸引外资。然而,在向中西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不光是要防止污染产业的转移,还应该要防止“向谷底竞赛”模式向西部转移。

与部分企业和地方政府招商部门策动的自发零散式产业转移相比,江苏、广东等地的产业转移更具有组织性。广东有组织地对深圳、东莞等经济发达地区进行“腾笼换鸟”,在广东北部等地规划了多个产业转移园,其中广东清远市抓住佛山产业转移机遇,大建陶瓷生产基地。

江苏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区域共同发展战略,通过苏南向苏北进行产业转移等措施促进苏北地区发展,缩小苏南与苏北的发展差距。江苏省发改委公布的材料显示,江苏多年坚持推进产业、财政、科技、劳动力“四项转移”,“十一五”期间江苏省财政对苏北转移支付及专项资金达到1463亿元,苏北承接500万元以上产业转移项目9854个,总投资6086亿元;江苏有关部门组织南北共建开发园区,由苏南开发区采取选派团队、挂钩结对,帮助苏北建设开发区,产业转移项目效益因此相对更高,苏北地区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已连续四年高于江苏全省平均水平。

  湖北模式 用产业链“拴住”转移企业

周芳

可口可乐在河南新增的生产线没有设在省会郑州而设在漯河,娃哈哈在杭州以外的最大碳酸饮料生产基地没有设在武汉而设在革命老区湖北红安,欧莱雅集团在华继浦东、苏州之后的第三家工厂没有设在广州而落户湖北宜昌,并计划三年内将宜昌打造成在华最大的彩妆生产基地……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构建“在大城市设立投资决策与总部管理中心,在三四线城市建生产中心”。

  承接地“肉搏”

2007年,李宁供应商欲在湖北投资的消息传出后,武汉城市圈、宜昌、襄樊、荆州等地纷纷抛出绣球;李宁公司CEO张志勇和他的团队也在同步考察了多地,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之间免不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

2008年7月13日,李宁公司及核心合作伙伴考察团来到湖北最大的纺织品、粘胶化纤、服装面料生产基地和印染加工基地——襄樊(现“襄阳”),先后实地考察了鄂西北人才市场、市第二高级技工学校、天王制衣公司等,详细了解该市劳动力输出、技工人才培养、制衣行业发展等情况。

然而,在北京奥运会开幕第二天,与李宁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的却变成了湖北荆门市政府。这是国内第一个由政府协助、品牌商主导并联合制造商投资建立的大规模的体育用品产业工业园。

荆门人是如何抢到“李宁”的?据知情人士透露,事实上,从第一次接触到正式落地,前后不过两个月时间。这两个月,荆门市政府的最主要工作便是“一切为了李宁”的专班服务。据悉,李宁公司一行在前往襄阳考察的两天之前,刚对荆门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全面考察。荆门各部门现场解答承诺公司关心的土地、劳动力、水电等问题,让考察团对荆门留下了深刻印象。

考察团离开后的第三天,一幅李宁(荆门)工业园选址地形图便送到了李宁公司,比正常时间提前了一个月。该市发改委、开发区管委会两名负责人急驰武汉,仅用半天时间就拿到湖北省发改委的正式批文,将李宁(荆门)产业园纳入全省重大推进项目,而这样的批文按正常程序需要一个月时间。

“是荆门聚合的强大执行力和工作效率感动了我们,让我们最终选择了荆门。”在签约仪式上,李宁公司首席运营官郭建新如此表示。

  森林效应现雏形

土地便宜、劳动力丰富、交通便利正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三板斧”,在承接沿海东部的产业转移中,包括荆门在内的湖北省内其他三四线城市除了用好“三板斧”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提升产业“含金量”上,即用产业链“拴住”转移来的候鸟企业,打造新的产业集群。

以纺织服装业为例,湖北省经信委轻工纺织产业处处长黄敏鸿日前在湖北省服装商会2011年年会上透露,去年该省纺织行业主营收入破1300亿元,同比增长40%,其中服装365亿元,同比增长42%,发展速度和效益水平为近20年来最好的一年。

“这一好成绩主要来自于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黄敏鸿表示,去年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30亿元以上,其中沿海产业转移占到近半。全省已形成40家产业集群,其中3个跻身“国家队”。

据荆门市政府介绍,总投资100亿元、占地3000亩的李宁(荆门)工业园建成后可年产运动鞋3000万双、运动服6700万件,实现年销售收入200亿元,税收8亿元。更重要的是李宁工业园的产业模式,将涉及上游的纺织、针织、梭织、印染、印花、绣花、衬布、扣子、拉链等服装配套材料的生产,直至下游带动的物流业发展。

而据郭建新介绍,根据战略布局,湖北将成为该公司最核心的生产物流基地,到明年年底,李宁30%的生产都将放在湖北。目标是能在7小时内,从湖北将产品覆盖到除西藏、新疆的全国省会城市。

湖北省发改委投资处最新数据显示,作为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投资热土,该省今年1月份备案企业投资项目333个,投资额合计亿元,占今年备案项目累计总投资的%。制造业类备案项目达234个,占比超过70%,投资额占比更达%。第三产业投资额仅亿元,占比仅%。61个第三产业投资项目中有18个为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15个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项目仅1个,投资金额2亿元。

然而,多家有意在湖北建立新生产园区的企业负责人认为,真正完整的产业链需要提升第三产业所占比例,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包括优秀的投行、银行和券商等),此外还要搭建起着眼于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信息交流平台。

部分企业还提到,一些行业还缺乏龙头企业,有些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也没有充分发掘。像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那样造车城的产业集群城市或区域案例还不多,“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是东风汽车集团神龙汽车带动起来的。整车厂带来了大批零配件厂家抱团建厂,因为有了零配件厂家,又有了大量经过培训的各类专业人才,后来日产也来了,武汉汽车城就这样牵一动百地建成了。”

  重庆模式 “垂直整合”降低物流成本

程维

重庆市这个深处内陆2000多公里的城市,借助其独特的“垂直整合”商业思维,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快速完成了多达1亿台笔记本电脑产能的布局。

  IT大厂云集

2月8日,家住重庆市涪陵区李渡镇的曾德燕到重庆市火车北站,送一名亲戚前往沿海地区打工,曾在深圳富士康打工2年多的她因为离家几年,今年计划不再去沿海地区打工了。

不过,她在火车站外的广场上意外看到富士康科技集团(重庆厂区)设立的一个现场招聘点,就走近看了看,才知道富士康已经在重庆设立了工厂,于是顺势了解了一些情况,并在《富士康应聘者信息采集表》上留下了个人基础信息和联系电话。

富士康这一天在重庆火车北站招聘到了50多人。

全球最大的服务器代工厂英业达在重庆投资的英业达(重庆)有限公司2月8日也在重庆市火车北站设立了一个现场招聘点,这一天,该公司这个现场招聘点共招到了35人。

目前,重庆市已经落户的全球笔记本电脑品牌企业包括全球第一大电脑品牌厂商美国惠普公司,全球第二大笔记本电脑厂商、正试图夺取全球笔记本老大位置的台湾地区的宏碁公司,以及方正。

这三家笔记本电脑企业入驻重庆后,其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广达、英业达、和硕等6家世界级代工企业也先后落户重庆,此外16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也跟随而至。因这些企业均集中在去年底至今年6月前投产,今年内即为当地提供了10万人的用工需求。预计到2015年,仅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就需要一线工人40万。

  “垂直整合”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2010年9月12日在重庆大学演讲时,透露了该市“忽悠”惠普前往投资的一些细节。这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故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重庆市在进行经济调研的时候发现,全球从原材料工业到装备工业,到一般消费品电子产业,市场几乎萎缩了30%~40%。但有一种产品当年居然还是正增长,这就是笔记本电脑。

究其原因,原来是失业率暴增,很多人失业后在家玩电脑了,黄奇帆认为这是经济萧条时期的另一种“口红效应”,每当经济不景气,人们的消费就会转向购买廉价商品,而口红虽非生活必需品,却兼具廉价和粉饰的作用,能给消费者带来心理慰藉。

失业男人不涂口红,但他们玩起了价格并不高的笔记本电脑,窝在家里上网。这是一个商业机会。

此外,黄奇帆还向惠普抛出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写得太浪漫,它讲的是世界加工贸易水平分工,品牌商下单,代工商组装,全球零部件供应链供应,按此逻辑,物流成本极高——真正运行这个模式,违反经济规律。

重庆市准备反玩一把。黄奇帆认为,合理的逻辑应该是整机加零部件一体化,70%~80%零部件本地造,物流成本归零。

惠普的总裁反问,你怎么做到80%本地化,现在又没有零部件厂?

黄奇帆显然是有备而来:“如果你给我做400万台,我只能跳长江了,如果给我4000万台,我不用招商,我一说有这件事,零部件厂商会蜂拥而来,而且我们的组织效应能够使得它们2~3年出产品,80%能够本地化。”

“然后就打赌,如果三年达不到零部件80%本地化,由此引发的一切比上海、江苏物流成本高的那部分重庆市政府财税补贴,当然我不愿意补贴,赌一把,把自己逼上绝路,置之死地而后生,”黄奇帆说,“我们合同真有这一条。”

拿下惠普,当地就劝说惠普的总裁给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代工厂老板写信,力劝他们赴渝投资,甚至直接把他们“携带”到重庆,问他们愿不愿意跟随自己到重庆投资。

接下来的事,就很简单了。重庆市先让本来做零部件的富士康从惠普手里搞到每年2000万台整机的代工订单,相当于从广达、英业达等嘴里抢了一块肉,随即广达、英业达在一周内火速派员赴重庆考察、投资,以防富士康夺走更多订单。

不过,世界级大厂到重庆,并不是几张订单就能解决的,巨量零部件即商品的物流成本,可以令这些企业在一夜之间落户,也能令其一夜之间飞走。

重庆市采用的做法是,通过设立保税区及保税港区的方式使其拥有国际贸易便利,同时通过铁海联运使其与沿海相比,在运往欧洲的运输时间上少一天半;打通欧亚铁路大通道,使其西去欧洲的铁路在途时间为13天,比沿海地区走海运少一倍的时间;此外,航空直飞欧洲的时间仅为12小时,也比沿海地区少。

重庆目前已经获批两个保税区(或港区),分别是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面积平方公里,是国内面积最大的综合保税区)和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规划面积平方公里)。

目前国内已经设立8个综合保税港区,重庆市为什么能在不到1年前刚设立一个保税港区后,又“搞到”一个综合保税区?

原因在于,重庆市的这个综合保税区与国内其他一些保税区“先有窝后有鸡”(本处指先争取到保税区再去招商)不一样,该市的保税区是“先有鸡后有窝”。

不过,重庆市在IT领域也有缺失,譬如富士康等企业在将其深圳工厂向内地转移时,重庆市就没能抓住这个机会,当地在致力于抓全球产业转移商业机会的时候,却在沿海的产业转移中出现了盲点。

  农民工小昭:想回老家打工

王如晨

大年初四,22岁的小昭骑着摩托车在山东省鄄城县工业园区兜了几个圈子。他盘算着,到底要不要辞去苏州工业园那家水处理厂的工作,回到老家打工,那里已经建起了很多工厂。

他姨妈家在苏州,他在那里已经干了3年,心里也有依靠。

“时间一长就‘够’了,还是家里好。”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如果县工业园的厂子能赚钱,他不想跑那么远了。

但他担心回来赚不到钱。在苏州那边,如果加班多的话,他每月可以拿到3500多元。

鄄城工业园区的企业,平均薪资在1800元左右。记者春节期间两次现场探访这个园区。几家企业围墙拉起人力招聘的横幅显示,工资待遇在2300元至3500元之间。考虑到当地的消费水平,这一薪资并不逊于小昭在苏州打工的薪水。

但小昭依然有顾虑。他担心这个工业园里的企业“钱上不准头”,就是说,工资待遇不稳定、没什么保障。而苏州那个水处理厂从不拖欠工资。

小昭的心理,在记者老家很典型。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虽然希望多挣钱,但也担心“讨薪难”。过去多年,有关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事件时有发生。

看上去,局面正在改观。因为,全国各地,尤其是那些制造业发达的沿海区域,比如深圳、苏州等地,连续几年出现“民工荒”、“招工难”,农民工似乎成了卖方市场。比如,许多电子制造业巨头为了招募工人,不惜血本,远赴内地县城设摊拉人。部分企业为了防止春节后人力流失,还提高了薪水留人。

从2010年12月27日到2011年2月7日,记者注意到,富士康(昆山)、联滔电子(昆山)、四海电子(昆山)、江苏鑫辉太阳能、苏州启基公司的招募广告持续不断地插播。它们开出的薪水基本在2200元,部分厂家甚至已将年龄放到更低。

“园区企业招工确实不容易。”鄄城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招商人士张纯广对记者说,一是绝大部分劳动力主要还是看重薪水,当地企业开出的薪水相对沿海发达地区,确实有所不及;二是东南沿海城市的企业人力争夺趋势确实越来越明显。

将视线拉到黄河西部的河南省,记者查阅到,为了能给富士康工厂凑够人力,郑州周边县市政府部门甚至立下军令状,去年年底前就要完成招募任务。

不过,张纯广不认同“民工荒”这个概念。他说,“招工难”是个相对的话题,之所以难,与人力结构、产业转移有关系,是个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中国劳动力规模依然具有优势。

以鄄城为例。这是个农业县,本地人口近80万人,农业人口占比约%,过去几年,普通劳动力年薪根据不同行业一般在5000~10000元,如今虽有提高,但仍低于沿海。

不过,在沿海企业吸纳大量人力后,当地熟练工人明显短缺。张纯广表示,这对职业培训、教育也提出了市场要求。

小昭在苏州水处理厂做的是简单的机器操作,半流水线的活。他说那一点都不难,稍微培训一下就能上岗。不过,他说正因为不难,时间长了,他反而觉得没意思,感觉学习不到什么,回家也许能改变一下。

不过,村里在威海一家造船厂从事电焊工作的王洪雨说,老家的工资即使上来,他也不愿回来,主要是没新鲜感,想在外面再闯几年。

这可能正是之前外界一直讨论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心理。他们有一定文化、技能,不满足于黄土地,渴望更多接触外界,追求现代生活。记者村子里在外打工的青年农民,一半从事建筑业、厨师、电焊业,一半在沿海工厂。

张纯广表示,这种局面也在快速改观。因为,产业迁移趋势不可逆转,当地一定能成为东南沿海制造业新的承接地。事实上,当地正在与沿海许多重点企业进行谈判。

就连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也关注过当地。早在2007年,记者与他在昆山见面时,记者一开口,他便断定记者是菏泽人,并说对山东许多地方都有过考察。

  承接产业转移不可唯行政意志

几年前就已引起关注的“民工荒”现象,今年表现得尤其突出。本报近来的报道中已经注意到,随着中国经济地图的悄然变化,中西部地区开始与东部展开了争抢农民工的激烈竞争。这意味着,在今年的“民工荒”背后,除了传统的供求原因之外,还有产业转移因素在起作用。

产业转移是国际国内产业分工出现深刻调整之时的一个必然结果。伴随着产业的不断转移,许多新问题也将不断出现。中西部与东部争抢农民工,可谓是新形势下的产物。当然,围绕着不少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的转移,需要值得关注的问题,也远不止是在人力资源方面。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阶段。无论从尊重生产力发展自身规律的角度考量,还是为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形成合理产业分工体系的目标考虑,把握好当下国际国内产业分工调整的关键机遇期,都相当重要。

众所周知,广袤的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而市场潜力大。如果中西部能够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不仅有利于加速中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且有利于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转型升级,在全国范围内优化产业分工格局。

现在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有没有做好准备引导和支持产业的有序转移和科学承接?这其中的两个关键词,一是有序,二是科学。如果做不到有序与科学,则诸多产业的转移过程很有可能出现打乱仗的情形。

从过往产业转移过程中已出现的问题来看,包括缺乏统筹协调、重复建设、恶性竞争,以及转移高污染、高能耗项目等,都较为常见。这些问题,比之物流配套、人力资源短缺等技术层面的难题,危害性上远为严重。解决不好这些问题,新一轮的产业转移恐怕难有一个比较好的局面。

那么,诸多问题的根子在哪里呢?归纳而言,这其中既因地方官员的思路偏差所致,也因为相关政策支持不到位,以及缺少战略性的布局。从本质上讲,行政意志的期许与产业分工规律之间不相匹配,“强扭的瓜不甜”等现象的出现,就实在正常不过了。一些地方承接产业转移心虽切,基础性的准备却不足,导致无序转移与非科学转移的问题相继产生。

不能不指出,有些地方官员,仍然过于强调“GDP至上主义”,只要能承接到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出来的产业,不管是否契合当地实际,不管是否属于高污染、高能耗范畴,一概“笑纳”;有些地方官员,一边高喊着“转移产业不转移污染”的口号,一边却是低调引入污染企业,口是而心非;有些地方官员,过于看重眼前利益和短期利益,简单复制、粗糙消化,如此作为,给地方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埋下了矛盾的种子。

换句话说,在中西部的一些地方,承接产业转移的结果,是连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一块承接了。其结果,传统发展观指导下的产业层次低、核心技术少、市场竞争力较弱以及环境与土地承载力越来越低等矛盾日益突出;其结果,制度与科技的创新能力不强、企业家精神不能彰显,以及生态环境与资源严重透支的老问题在中西部地区继续上演。

有些地方,则只顾眼睛朝外,在产业转移的承接上重视有余,在如何消化与服务方面准备不足。包括相关政策支持与战略布局等,都显得较为粗糙且仓促。在一些地方,由于缺少统筹协调,虽然转移进来孤立的几家企业,却不能形成产业集聚群,结果转入的企业存活率不高,生产效率低下。产业转移的承接很容易走向失败。

林林总总的现实问题,发人深思。这至少表明,产业转移的承接决不只是几家企业搬迁的问题,背后涉及一整套系统的原则与服务体系。从原则上说,必须强化市场导向,而不能倚赖行政意志,同时,还需要坚持因地制宜,坚持节能环保,坚持节约用地,以及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基础上,技术层面也需要多花心思,及早布局,多做准备,方有可能真正实现在转移产业的过程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产业转移五大模式:

●成本降低型

●资源利用型

●市场拓展型

●企业集群型

●战略投资型

  影响产业转移的主要因素:

●国家政策的调整

●环境污染

●交通物流

●劳动力整体素质

●产业配套能力

●企业经营的综合环境

●融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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