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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教育问责制法制化、程序化，渐进式完善教育行政问责制，才是对中华民族未来负责的态度，中国教育才能走上成熟、理性之路
说到规范，人们较多地想到的是上级对下级的规范，较少想到上级规范的依据是什么，这些规范是否合理？
这并非是一个凭空设计的问题。在某地调查的时候，就遇到这样一件事:当地分管教育的副区长是从教师岗位提拔上来的，不赞同依据学生的高考分数对教师奖励；而分管教育的副书记没有任何教育工作经历，他主张就应该依据学生的考分对教师进行奖励，而且亲自出席表彰大会，在会上对获得高分的教师表彰后，提出下一年度达到重点率、一本率的更高奋斗目标，于是将全区的师生都绑上了与这位书记政绩相关的应试战车上。苦于是上一级的决定，这位副区长只能服从。
事实上，学生学习自主性空间被挤压与教育行政管理失范，是当前教育改革中遇到的一对尖锐矛盾。教育行政管理权限的过大和不当使用，导致学生自主性空间不断压缩，难以成为真正的学习主人，导致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导致对学生的评价标准单一，导致本该属于师生的不少权力被学校剥夺，本该属于学校的权力又被上级行政部门剥夺。
为解决这一问题，山东省决定实施教育行政问责制度，对违反素质教育规定的学校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责令整改、撤销先进称号、取消评优资格、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等处罚，并追究学校负责人责任。同时，对出现多次严重违规办学行为的县(市、区)，将撤销或建议撤销其上级政府或有关部门已经颁发的各种教育荣誉称号；对已经被评估认定为山东省教育工作示范县(市、区)的，将按照程序给予警告，直至撤销其称号；同时追究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责任，直至追究当地党政负责人责任。此前，广东省也曾对全省21个地市党政“一把手”履行基础教育工作责任进行考核和问责。
虽然这种问责还仅是上级问责下级，还有不完善之处，但它开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先例，建立完善的教育行政问责制，应当是完善的教育制度必不可少的制度基矗
教育行政问责制是指对教育行政部门（或其委托授权组织）及其责任人履职情况进行合理性质询或责任追究的制度。它有利于提高教育官员的责任意识,为教育正常发展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回首60年来中国的教育，如果说存在问题，那么最大的问题就出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既有乱发指示乱发文的，也有部门及其官员违法乱纪行为，还有导致重大教育事故的渎职失职，决策失误或政策执行不力，履行职责的缺位、越位，机关工作效能低下，官员能力不强，工作平庸等各种问题。现有县级教育局长就有60%没有教育工作经历，他们对教育的内在规律知之甚少，难免不出现问题。
建构教育行政问责制，就是要让专业的教育规则通行无阻，让管理权限受到有效的监督，让问题少发生，即使出现问题也能限制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围之内。
谁来实施教育行政问责呢？当然包括上级行政管理机构，但事实说明仅有上级行政管理部门还不够，因为它仅仅是老子问责儿子的同体问责，在不少时候会出现护短的现象。依据公共服务管理理论和各国行政问责制实施的实际情况，问责主体还应该包括接受教育服务的公众，如学生、家长及社区成员；还有一个重要组成是教育专家，包括教育教学、评估和管理等各方面的专家，这些专家应当是由与被问责方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组成。公众和专家的问责称为异体问责，当前中国各行政部门缺少问责，尤其缺少的就是异体问责，以致问责力度太小，出了问题也无人负责。
现在各地也设置了教育督导部门，但由于其机构设置于教育局之内，只能督教，不能督政，由行政引发的教育问题在各地还不断发生，即便问责也随意性强，欠缺公正和说服力。因此要充分发挥人大、司法机关、专家以及家长、师生、媒体、公众等异体问责的作用，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明确界定各级主管部门、各教育行政主体与教育行政部门及其下属单位(包括学校)、部门内部集体与个人的责任和权力范围，使问责具体对象进一步明确、具体。
教育行政问责还须遵循合理合法的程序，而不能依据街谈巷议去问责；在目前相应的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还需要不断探索和完善相应的程序，包括尽快制定《教育行政问责法》，以健全政务公开、确保广泛参与、保持程序完整、加强问责力度，真正建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责权体制。
建构中国教育行政问责制需要积极借鉴一般行政问责制的经验，更需要尊重教育规律,讲求问责的科学与合理性。当前除了需要分清各教育管理主体的责任，以学生安全、教育公平、教育廉政等为问责重点，建立常态化的部门绩效评估与问责制度；还应对违反教育规律的教育行政行为，教育观和人才观明显错误的教育行政行为进行问责，这样才能有效保障学生的学习自主权力、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和校长的办学自主权。
亚运开幕前一个月，网络上爆出了某工程师举报广州地铁3号线存在安全隐患的消息，引起全世界瞩目。结果是广州市政府承认了自身的失误并启动了修补工程，广州市市长万庆良还公开表态，如果地铁工程不符合安全标准，绝不会投入使用，同时他还认为此事要听专家的意见。这才是对待公众问责的正确态度，教育行政部门也需要坦诚面对公众问责的勇气和态度，这本身是良好教育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
2006年9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即引入了问责制，各地与上述法律要求相违背的事件大量发生，然而四年多来却少有问责。积极推进教育问责制法制化、程序化，渐进式完善教育行政问责制，才是对中华民族未来负责的态度，中国教育才能走上成熟、理性之路，师生的天地才能更开阔，自主性和创造性才有可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人力资源强国才有可能尽早到来。
（作者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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